但是，其接受授权制定的司法政策，显然不应是法定政策，也不完全是依法定政策，而是依授权政策——其总体特征尽管符合依法定政策，但更具体些说，乃是法定授权，授权制策。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18、19世纪，中华民族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超越西方碎片化、民粹化、形式化民主的新型民主制度，要求把人民民主各领域和各环节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坚决反对法律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既不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也不强行输出本国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仍需适应时代发展而持续不断完善。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贝淡宁教授论证的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贤能政治，而是高层贤能+基层民主的贤能民主制，是一种混合宪制模式。
以笔者对宪法理论与党内法规理论的研究和领悟来看，以下理论性维度和思考方向似乎是值得聚焦和探求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分别对应上述的双重代表制，其终极合法性都连接到人民主权的宪法至上性。若不能准确理解和定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异同，就可能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国家法治进程中犯下简单混同和逻辑错位的严重失误，从而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效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我国宪法秩序在基本精神结构上表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同样，作为全面依法治国体系内的规范类别，党内法规有着不同于一般国家法律的法哲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不能完全用国家法的法理逻辑套用到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和制度评价之上。
2018年修宪以来的国家体制呈现出党政依法融合的规范取向，对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二元规范之深度衔接与整合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就党的领导的法规化以及党内法规的法治化进程而言，关键的历史节点有四个：其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从政治决断和宪制法理层面，党内法规获得了正名和身份，并结构性地开启了党内法规的体系化和普遍化进程。党内法规体系塑造的党的领导的法治维度需要与党的领导的决断维度有机结合，而不是导致党的领导的权限化、程序化和官僚机构化，这样才能对党的领导起到恰如其分的理性支撑作用而不是反方向的功能抵触和制度消耗。笔者注意到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共同推出了反映中央及地方层面执纪执法经验的指导性案例，这是非常可行的制度规范性检验方法和党内法规规范性品质保障方法。
其四，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百年建党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成就，在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涉及国家治理的有关段落凸显了党的领导与党内法规体系的规范正当性与强大的治理功能。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体系范畴提供了合法空间。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党的领导虽一直保持着高位性，但在具体法律规范上较少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二元性。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有关党内法规的定位与论述给出的国家治理经验在于：通过党内法规的体系性导入，特别是通过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规范原理的模仿借鉴以及对党的自我治理经验的整合与体系化，实现党的建设更准确和稳定地守护初心，承担使命，激励行动，沟通人民，从而深度推进和实现党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作出关键性和示范性支撑。
这是其作为一种实践性政治力量的生命力和行动优势所在。与革命战争时期对党内法规之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相比，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进入常态化，需要从国法保障的法律体系性层面重新思考党内法规的规范性作用，邓小平同志给出了关于国法与党规关系的辩证理解和清晰定位，突出了党规党法对国法的保障作用以及党的有关机构维护党规党法的执行责任。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才具有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中的规范性地位，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执政党的宪法地位所决定的。在中国具体的宪法秩序下，国家权力的组织原理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原理都不可能脱离对党的领导的规范性理解和制度化表达。
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的基本背景和意义在于：其一，张国焘叛党事件暴露出党的纪律和政策缺乏规范性和完整的约束力，需予以规整和完善。在形式规范性层面，党内法规兼具政策性与规则性，既往的党内法规偏重于政策性表述，规则性不够凸显，规则细化与程序化不足，其形式规范性品质不够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法规建设注重借鉴国家法律的规范性表述技术和体例技术，新制定或新修订的党内法规的规则性品质得到有效提升，细则化和程序化水准得到有效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2021年7月）中明确肯定了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和功能基调，即强烈政治属性、鲜明价值导向、科学治理逻辑、统一规范功能。与人民当家做主指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依法治国指向的立法法范畴的国家法律体系相比，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与合法化的进展和系统化相对显得滞后和不成比例。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党内法规 2021年发布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党的领导与治理意义上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对前两个历史决议之基本判断和历史作用的肯定与继承，确认它们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这种宏观的理论判断和制度定位显然是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
党的领导不是孤立的宪制原则或权力原则，而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实证形式，通过党对人民的领导和代表来加以实现。两个结合下的中国执政经验与政党文明不仅可以获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滋养与合法性支持，更可以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资源与合法性加持，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和有机的理论结合，构成理解和建构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系统化现代文明体系的完备哲学基础和价值指引。
1921年7月建党伊始，党的一大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第一个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在党的制度建设中具有临时党章的意义，确立了党的基本组织属性和行动原则。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现代化到底是全盘模仿还是选择性吸收？自身文明和政治道路到底是特殊的还是具有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既摆脱历史终结论的阴霾，又能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启示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概括确认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因此，党内法规研究应当凸显法规实施的经验面向，通过对法规实施的程序理性的实证检验以及对法规案例法的总结评估，展现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和实施精准性。两个结合将中国文化的规范性地位和真理性内涵予以明确，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奠基和落实于中国自身的文明基础之上，从而对20世纪革命理论内涵的文化激进主义予以规范性限定和改造，使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切合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哲学需要和制度建设需要。
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2/2019）。（一）建党一百周年的党内法规体系：一个规范概述 比较完善具体是一种怎样的规范完善状态？党内法规形成了怎样的内在层级和规范类别？2012年以来的党内立法法及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规划与系统清理，最终于2021年7月1日交出了一份制度建设的具体答卷。其二，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总则第1条，予之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而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宪法空间。这些制度性进展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从此，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及其规范化实践就成为中国革命与治理过程的重要线索，也是百年党史和党建的重要经验。党员伦理本质上就是立足共同体本位的护卫者伦理，而全党最高领袖则秉有哲学王的真理政治意涵和责任伦理。
党内法规就其合法性的基础而言，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区分。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品质与普遍化水准，既取决于法规本身制定得是否科学合理，也取决于法规实施得是否合规合理。
2016年12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提出了到建党100周年（2021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反腐败的政权保卫战中，执政者深切感受到党内反腐与国家反腐进行制度沟通与整合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这一规范定位的法理含义在于：其一，党内法规从党自身的规范系统演变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环节，是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始的，2014年的这一决定是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回归自主性和完整逻辑的关键政策文件，也标志着党内法规之法治身份与法治化发展的清晰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以及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机制，典范展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共同承担反腐败法治任务上的体系性整合，也为党政依法融合提供了先行经验。在此意义上，党内法规构成了党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治理之要，其体系化与普遍化的既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特色和优势的集中体现。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根本规范原理上的差异性，而尊重与合理转化这种差异性恰恰是党内法规体系科学化和理性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种内在规范现象，不同于社会组织的自治章程或社会软法，也不同于西方式政党的内部管理制度，更不同于西方宪制秩序下调控政党选举和政治竞争秩序的政党法，而是内嵌在国家整体权力秩序内部的特定规范体系。要做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对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与合法化进行提速和规范转化，党内法规体系就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抓手和依靠。
其四，在改革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设计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既获得了各自的常态化制度建设之指导原则与空间，又逐步形成了二元规范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改革宪法的特色发展和增量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和制度生长点。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的宪法规范连接功能，党内法规就不可能具有在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中的规范性地位。
因此，党员义务或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尽管这种限度相对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公民要低得多，但也是客观而正当地存在的。从党内法规的功能自觉来看，党内法规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制度手段，增强党的代表性、领导力和战斗力是其基本功能指向。
